一、乐至特产？

1.熊卤鹅

熊卤鹅是由没有污染的土鹅制作而成的，再其中没有添加任何的色素成分，所以是一种非常绿色环保的食物。

2.七芯莲藕

七芯莲藕，主要是有天池产的莲藕最为有名，天池莲藕有肥厚和细嫩清香的特点，是莲藕当中品质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同时也是乐至县的一种特产。

3.乐至烤肉

乐至烤肉具有香辣脆麻的特点，而且距离现在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是乐至当地的特产，基本上在很多巷子里都可以看到乐至烤肉的身影，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食物。

4.乐至桂林豆瓣

乐至桂林豆瓣是乐至的一种著名的特产，主要是以海椒为原料制作而成的，里面会有一些菜油和蚕豆等食物，采用的是传统的制作工艺，是非常好吃的一种豆瓣酱。

5.乐至佛星青花椒

乐至佛星青花椒具有个大味麻的特点，因此是一种远近闻名的食物，在乐清有很多地方都种植了青花椒，青花椒每年的产量大概有120多万斤，当地的人会将青花椒制作成干花椒，花椒酱等一系列产品。

6.乐至白乌鱼

白乌鱼是一种鱼类的食物，它的肉质是非常细嫩的，而且鱼刺非常的少，味道很鲜美，受到很多人的喜爱，白乌鱼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含有丰富的脂肪，蛋白质，水分，氨基酸，可以制作成草鱼片等美味的菜肴。

7.乐至黑山羊

乐至黑山羊是一种适应能力非常强的羊，它的生长繁殖能力是非常强的，是乐至非常有名的一种特产。

二、什么叫做娱乐至死？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书中所得24

2019年春节期间，正在上大学的外甥XC回家过年时带了这本书，于是我看了第一遍。不久前又在网上看了几个章节，虽然此书已出版30多年，电视时代也早已被互联网时代所取代，但其中一些观点价值依存。

此书的第十章“教育是一种娱乐活动”，将电视对教育的影响的评论颇为中肯。联想到现在的一些教学比赛中，教师身穿汉服，又唱又跳的上课，以娱乐的形式吸引学生，深感不能苟同。

一、《娱乐至死》

《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是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于1985年出版的关于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过程的著作，同时也是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技术垄断》+《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

《娱乐至死》一书解析了美国社会由印刷统治转变为电视统治，得出了由此导致社会公共话语权的特征由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化，一切公共话语以娱乐的方式出现的现象，以此来告诫公众要警惕技术的垄断。在该书中，波兹曼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媒体对人思想认识、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趋向的影响，令人深省，并认识到媒介危机。

该书的主要内容在于用事实论述：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娱乐得以达到至死的目的；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

总体感觉作者在书中的观点还是过于悲观。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人类每一次重大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是不争的事实，但都远远不及其所带来的对文明的巨大推进作用。我们不能因为马车夫的失业而禁止蒸汽机车，也不能因为码头搬运工人的抗议就不用集装箱。既然电视和互联网给人类带来的福祉是不言而喻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坦然面对它们所带来的种种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那些不如人意，或者说是暂时不尽人意的地方。

本书已被翻译成8种语言，全球累积销量超过200000本。

该书共分为两大板块，前言和正文；正文又分为两篇，共11个章节。

“前言”部分旨在通过现实世界与两本书的对比，当1984年到来时，奥威尔在《1984》中的预言并没有得以实现，反而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正在逐步地成为现实。

“正文”部分分为 11 章。

第一章 “媒介即隐喻”。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人们用媒介来定义自己的社会，生活，种种。就仿佛人们用语言作为闹钟思考问题的方式一样。媒介就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第二章 “媒介即认识论”。媒介的变迁意义重大，因为事物的表现形式本身就会对结果造成重大影响。在印刷品的时代，只有白纸黑字才给人感觉是客观的，正确的，接近真理的，而相比之下口述则没有取信于人的能力。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印刷制品传播了真理和智慧，破除了迷信和陋习，甚至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民族感的诞生。而美国从一开始就对铅字十分依赖，在那里阅读再不是贵族化的活动，创建美国的人群也是极富智慧修养的一群人。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语言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表意，如果说文字是严肃的，它代表着理解和信息的传递，那么娱乐正处在反面，图像的介入掺杂了美学和心理学的学问，文字的地位不再。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代，叫“阐释年代”。到了19世纪末， “阐释时代”开始逐渐逝去， “娱乐业代”开始显现。

第五章 “躲猫猫的世界”。冲击了“阐释时代”的两个观念，其一，交通和通讯可以彼此脱离。原本报纸等上的文字往往都是本地的具有切实价值和知道意义的信息，但电报的出现产生了许多不相关的没价值的信息，人们只关心消息来得有多远有多快，却没有意识到人们每天获得的新闻中几乎没有任何对人类生活的指导价值。照片出现的时候就被人们赋予了语言的地位，但却忽视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照片只是特例的展现，你只能显示出一棵树，但无法描绘“树”；照片只需要辨别，而文字是需要理解的。总之，照片失去了对现实行动的指导价值，这些信息仅剩的作用也只有娱乐了。再之后，电视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以神话的姿态占据了人们的生活，电视的本质是娱乐的，但因为太过司空见惯，对人们来说是熟视无睹的，并且因为习惯而变得有价值了。

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电视本身的性质就是娱乐性的，这表明在电视上所展现的一切都是娱乐，都是为了娱乐。观看电视不需要思考，但人们能获得情感上的满足。而正因为电视的包罗万象，其他的一切都按照电视的要求来塑造自己，最终成就了娱乐的时代。

第七章 “好……现在”。这是一个转折性语句，连接了两个完全不想管的话题，是当今电视节目高度碎片化的例证。在这里面，新闻节目又首当其冲。新闻呈现了娱乐而不是信息，这本身就是一种蒙蔽，人们有一种大量获得信息的错觉，但事实是他们连判别何为有效信息的能力都失去了。

第八章 “走向伯利恒”。在媒介的转换过程中，很多东西并没有得到复制，而是转化成了另一种东西。在试图将宗教或者教育搬上电视屏的时候，最重要的那部分东西已经丢失了，电视作为一个娱乐性的载体，实际上并不能承担那些重任。

第九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政治是美国拥有最多观众的体育比赛。在电视的影响下，人们不仅是不会思考的，并且是不会记忆的，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

第十章 “教育是一种娱乐活动”。教育本身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过程，所有社会上有一种教育娱乐化的倾向，比如说试图通过电视进行教育的行为，但实际上因为电视的属性，你可以做到有趣，但不能指望教育结果会好。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让人们就这么放弃电视是不可能的，而许多人也试图通过电视的途径让人们认识到看电视是不对的，这件事本身就非常讽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只有人们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体的神秘感，人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二、尼尔·波兹曼

尼尔·波兹曼（Nel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1931年出生于纽约，先后就读于纽约州立大学弗雷德尼亚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在其研究生阶段，就遇到了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媒介及信息”的观点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发展出自己“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的论题。1959年，波兹曼来到纽约大学任教。1971年，波兹曼创建了媒介生态学的研究生课程。1993年获得教授授衔，并担任纽约大学文化与传媒系主任直到2002年。波兹曼专注于研究媒介技术大爆发为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他的观察细致入微，他的论述一针见血，他的一系列著作对于今天的媒介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发。

直到2003年，他一直是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波兹曼先生因肺癌于2003年10月5日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辞世。

波兹曼去世后，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以及他对媒介文化的深刻洞察。

波兹曼出版过18部书籍，并为各大报刊写过两百多篇文章。这些报刊包括：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哈佛教育文摘、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

《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技术垄断》(Technopoly)、《教学：一种颠覆性的活动》(Teachingas a Subversive Activity)(合作者：查尔斯·韦恩加特纳)、《教学：一种保存性的活动》(Teachingas a Conserving Activity)、《诚心诚意的反对》(Conscentious Objections)、《疯狂的谈话，愚蠢的谈话》(Crazy Talk, Stupid Talk)、《如何看电视》(How to Watch TV News)、《建造通向18世纪的桥梁：过去怎样改变未来》(Building a Bridge to the 18th Century：How the Past Can Improve Our Future)。其中《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已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都是其对西方媒介体制转型深深的忧虑和反思的产物，这在当时西方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几本相关的书籍

1.《童年的消逝》

尼尔·波兹曼面对当时的美国文化，担心“童年”会逐渐“消逝”，而本书的核心则在阐明童年是如何“发明”(产生)，又是如何“消逝”的。

波兹曼把童年的发现看作是“文艺复兴的伟大发明之一”。而这个发明是与印刷文化的普遍推广和现代学校的建立直接有关的。印刷文化的推广表明，书写文化又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要形态，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书写能力，才能进入成人社会，才能了解社会的文化秘密。现代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培养儿童的书写能力，为他们进入成人社会做准备。如此一来儿童与成人的世界就被读写能力的门槛隔开，至此童年和成年两个概念才从文化和文明的意义上诞生。

然而时至现代，成人世界的的文化与规则再一次不再是秘密。在一个拥有电视的时代，一切的信息都基本不受限制的被一切社会成员共享，这样原来被读写能力所限制的成人世界的信息就以影音形式以极大的数量与速度入侵着儿童的世界。如此一来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界线就变得愈发模糊。波兹曼认为在信息以这种形式流通的时代，童年最终将会消失。

2.《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是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6.25-1950.1.21)于1949年出版的政治小说。小说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极权主义社会。这部小说与英国作家赫胥黎著作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俄国作家扎米亚京著作的《我们》并称反乌托邦的三部代表作。此书至今已经被翻译成62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册，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英语小说之一。

这是一部政治寓言。1984年的世界被三个超级大国所瓜分--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三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国家内部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均实行高度集权统治，以改变历史、改变语言(如“新话”-Newspeak)、打破家庭等极端手段钳制人们的思想和本能，以具有监视功能的“电幕”( telescreen )控制人们的行为，以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国内外敌人的仇恨维持社会的运转。

故事中主人公所在的国家大洋国只有一个政党--英格兰社会主义，按照新语，简称英社 (IngSoc)。社会也根据与党的关系被分为核心党员、外围党员和无产者三个阶层。政府机构分为四个部门：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负责维护秩序，真理部负责文化和教育，富裕部负责经济。按照新话，分别简称为和部、爱部、真部、富部。

在大洋国“真理部”从事篡改历史工作的外围党员温斯顿因为在工作中逐渐对其所处的社会和领袖“老大哥”(Big Brother)产生怀疑，并与另一位外围党员裘利亚产生感情，因而成为思想犯，在经历了专门负责内部清洗的“友爱部”的思想改造之后最终成为了“思想纯洁者”。

在20世纪的西方文学中,乔治·奥威尔可谓声名显赫。他凭着强烈的社会良知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生动地再现了极权主义盛行时的社会生活,被称为“时代的良心……过去几十年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道德力量”。其代表作《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既是关于政治的讽喻小说，也是文学艺术的杰作。被翻译成60多种文字,销售数千万册,并被作为英美大学的重要研读书目。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的形容词“奥威尔式”不断出现在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此外,在世界各地几乎每年都举办大型的“奥威尔学术研究会"或“奥威尔电影纪念周”之类的学术活动。这一切构成了世界文坛中奇特的“奥威尔现象”。

3.《美丽新世界》

《美丽新世界》是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7.26-1963.11.22)创作的长篇小说。

《美丽新世界》的故事背景设在福特纪元632年（即遥远的未来2532年）的人类社会。它是世界性国家，被称之为“文明社会”，之外还有“蛮族保留区”，由一些印地安部落居住。伯纳和列宁娜去保留区游览时遇到了约翰和他的母亲琳达，琳达曾是新世界的居民，来游玩时不慎坠下山崖而留下，并生下了约翰。伯纳出于自己的目的，将琳达母子带回新世界，琳达很快因服用过量的唆麻（一种兴奋剂）而死，约翰对新世界也由崇拜转为厌恶，与新世界激烈冲突后自缢身亡。

该作主要刻画了一个距今600年的未来世界，物质生活十分丰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们接受着各种安于现状的制约和教育，所有的一切都被标准统一化，人的欲望可以随时随地得到完全满足，享受着衣食无忧的日子，不必担心生老病死带来的痛苦，然而在机械文明的社会中却无所谓家庭、个性、情绪、自由和道德，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情感，人性在机器的碾磨下灰飞烟灭。

书中引用了广博的生物学、心理学知识，为我们描绘了虚构的福特纪元632年即公元2532年的社会。这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受着控制的社会。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由于社会与生物控制技术的发展，人类已经沦为垄断基因公司和政治人物手中的玩偶。这种统治甚至从基因和胎儿阶段就开始了。

这是一个有阶级、有社会分工的社会，人类经基因控制孵化，被分为五个阶级，分别从事劳心、劳力、创造、统治等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人们习惯于自己从事的任何工作，视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与极高的工作强度为幸福。因此，这是，一个快乐的社会，这种快乐还有别的措施保障，比如睡眠教学，催眠术被广泛用来校正人的思维，国家还发放叫做索麻的精神麻醉药物让人忘掉不愉快的事情。

正是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人们失去了个人情感，失去了爱情——性代替了爱，失去了痛苦、激情和经历危险的感觉。最可怕的是，人们失去了思考的权利，失去了创造力。

附录.汪振军的文章

电视娱乐化的陷阱——读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

人民网>>传媒>>传媒专题>>传媒期刊秀：《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9期

【摘要】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从媒介生态学和媒介文化学的角度，以媒介即隐喻和媒介即认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了媒介娱乐化的现象，并对媒介社会化造成的人的“异化”表示深深的忧虑。他指出：当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人可能就变成娱乐至死的物种。当成人秘密和暴力进入儿童视野，电视的新闻与广告定位在10岁儿童的智力水平，儿童的成人化与成人的儿童化就势在必然。

【关键词】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电视娱乐化；童年的消逝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是当今世界著名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他在纽约大学任教期间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波兹曼出版过18部书，并为各大报刊写过200多篇文章。其中《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和《童年的消逝》（The Disappearance of Childhood）[1]两本书影响最大。本文试就这两本书对尼尔·波兹曼的媒介文化观作以梳理、分析和评价。

一、媒介、隐喻、认识论

任何有价值的研究都不是学者自己的凭空想象，它一定是对时代必须回答的问题有感而发。波兹曼的研究为什么会受人关注，就是因为他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学术的象牙塔里，而是就正在发生的文化问题做出了回应和思考。

（一）研究的源起

在《娱乐至死》中他从两本书引出了他的电视文化研究。美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在1932年发表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在1949年所著的长篇小说《一九八四年》分别对人类的未来做了预言。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们的文化会变成一种受制文化。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1]4

作者认为娱乐是我们所爱的东西，过度的娱乐将会毁掉我们的身体与心灵。电视的娱乐化使赫胥黎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

（二）研究的理论前提

1.媒介即隐喻。什么是媒介？广义的媒介就是两者之间的中间物即media，它是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物，起到一种联系、促进、沟通、转化的作用。狭义的媒介主要指传播意义上的媒介，即文字、声音、图像，早期的传播媒介基本上都是以单一的方式呈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媒介向着融合化方向发展，比如电视、电影、网络，它们是一种综合媒介而不是单一性媒介。

什么是隐喻？从语言学意义上，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是相对于明喻而言的，但在传播意义上隐喻更是一种象征，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在《娱乐至死》中，作者认为“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通过这种强大的暗示力，我们脑中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1]14。

在《娱乐至死》中，作者对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作了修正，他认为媒介不仅仅是“信息”而是“隐喻”。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媒介即信息”完全正确，但如果从人文的角度理解则含混不清。波兹曼认为：“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1]11

如果说媒介是无生命、无立场、无偏向，是中性的，而运用媒介的人则不是中性的，他是有生命、有立场、有偏向的。因此，媒介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选择的，并不是仅仅让人们知道，在很大程度上它还传达了传播者的态度、思想、观点、倾向，通过传递的信息来影响人、说服人、改变人。但“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1]11。这一点，波兹曼讲得很好，媒介影响世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旗帜鲜明的，而往往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用自己的话语方式改变了人、改变了世界。正如中国诗人杜甫所说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当今媒介化的社会中，媒介正是通过这种“潜在”方式，通过无处不在的媒介事象与媒介话语，渲染一种有别于真实世界的环境，“同化”着人，“塑造”着人。

2.媒介即认识论。波兹曼所提出的“媒介即认识论”的命题，是指在媒介化的社会中，人们思想观念的形成已经不是来自客观的现实世界，而是来自人们周围的媒介世界。本来媒介世界只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它并不就是真实的客观世界。但身处媒介环境中的人则往往将媒介世界等同于客观世界，认为媒介世界给予他们的就是真实、真理。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观、审美观均来自媒介的教导和同化。媒介自身也在有意或无意中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和社会结构，影响着人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左右着人们理解真理和定义真理的方法。关于媒介对人的影响，美国传媒学者格伯纳的“培养”理论认为，“大众传播通过象征性事物的选择、加工、记录和传达活动，向人们提供关于外部世界及其变化的信息，用以作为社会成员认识、判断、行为的基础”，从而形成维持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共识”[2]。英国著名传媒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译码”理论指出，传播活动是编码与解码的过程，是意义流通的过程，传播者通过自己的编码，“对人们施加影响，为人们提供娱乐，起到教导和说服作用，从而造成非常复杂的感性上、认识上、情感上和意识形态上及行为上的后果”[3]。

为了解释媒介是怎样于无形之中影响文化，作者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来自西部非洲的一个部落，这里没有书面文字，但人们丰富的口述传统促成了民法的诞生。然而在现代社会，人们有时也以口头语言作为证据，但人们更相信书面文字的真实性，尤其是法律条文的权威性。第二个例子是在大学里教授们更相信文字证据而不大相信口头证据，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与真实性远远超过口头语言。第三个例子来自苏格拉底的审判。虽然苏格拉底为自己作了辩护，但由于他不喜欢运用修辞，最终还是没有取得法官的信任，其原因是同时代的人相信修辞是“正确的观点”。作者用这三个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的。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1]22。在这里，文字语言被置于口头语言之上，取得了统治地位。同时，影响着人们对于事物和真理的判断。这就是媒介即认识论。

二、电视：“躲躲猫的世界”

媒介变迁与文明演进息息相关。在文字没有出现的时候，口头语言占统治地位。由于口头语言具有系统性和抽象性，因而运用口头语言比体态、手势、声音、表情要有效得多。但由于口头语言只能是面对面的传播，一旦超过声音能达到的距离，传播就无法进行。与此相关的，口头语言传播的范围非常有限，它依据人的声音大小和面对的人数多少而定，难以让更远更多的人接受。更重要的是口头语言具有在场性和即时性，信息不易保存，要将谈话的内容传播开来，必须借助记忆，但记忆又是有限的，有的情况下甚至是含混不清的。因此，口口相传的文化，相对而言，准确性差，可信度低。

文字出现之后，克服了口头语言的种种缺陷，它具有准确性、容易保存，可传播得更远、更久、更广。特别是印刷术发明之后，文字语言的威力更是不可估量。印刷术的出现，造就了报业与出版业的辉煌，这是人类文化的一次飞跃。但是，任何一种媒介文化都有它的长处与短处，印刷术也是如此。作者认为，“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1]26。印刷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发展了文化，也伤害了文化。

自19世纪中叶，电报发明以后，人类文化又进入了电子传播阶段，照相机、电话、电影、广播、电视先后出现，人类不再局限于平面而抽象的文字。声音、图像传播迅速进入文化的主流，电子时代首先是对于时空的压缩，加快了传播的速度，其次是传播媒介立体化和多样化，两种优势相结合，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印刷文化退居边缘。但是按照作者的理解，电子世界又是一个“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1]70。电子传播与文字传播是不同的，文字传播是静态的、思维的、线性的，而电子传播则是动态的、视听的、跳跃的，电子传播的媒介特性注定产生不同于以往文字时代的文化形态。

电视就是一个“躲躲猫的世界”，但却让人感到快乐。如果文字媒介是一个抽象的世界，人们进入这个世界，需要跨越文字的障碍，需要花费时间、精力、智力和财力，那么电视媒介则是一个形象世界，人们进入这个世界，不需要多高的文化水准，不识字的人完全可以看电视。文字时代是有门槛的，电视则没有任何门槛。文字时代是有深度和难度的，电视时代则没有深度和难度。正是电视让人容易接近的特性，使其获得了空前优越的地位和最广大的受众，电视在社会上的威力也就发挥出来了。“电视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没有什么人会因为年幼而被禁止观看电视，没有什么人会因为贫穷而不得不舍弃电视，没有什么教育崇高得不受电视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电视的倾向影响着公众对于所有话题的理解。”[1]71

电视成了最重要的媒体之后，开始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重要渠道，不仅如此，也成了人们的教科书和人生指南。老百姓除了了解每天发生的新闻，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都要接受电视的指导和影响。与此同时，电视还在更深层次影响着我们的知识、思维和对世界的看法。“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1]72

与其他媒介相比，电视最大的特性是它的娱乐性。电视是流动的媒体，只需要用画面吸引人的注意力，不需要做深入的思考。电视的价值是看与被看，虽然在电视上也有声音和文字，但那些都是为图像服务的。电视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吸引人们的眼球，好看成了硬道理。人们喜欢看电视，电视也在控制着人，“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在法庭、教室、手术室、会议室和教堂里，甚至在飞机上，人们不再彼此交谈，不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争论问题不是靠观点取胜，他们靠的是中看的外表、名人效应和电视广告”[1]81。

作者要强调的是，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三、泛娱乐化了的电视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波兹曼对电视娱乐化的种种表现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

（一）新闻的娱乐化

新闻的娱乐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它流行的播报方式，只要一打开电视新闻，我们经常听到主持人讲的一句话：“好……现在……”这句话之所以被经常运用于电视新闻节目，目的是将大家的注意力从上一条新闻尽快地转到下一条新闻。现在的电视新闻都追求播音的速度和信息量，力求在一个单元里尽可能地容纳更多的信息。这样一来，观众不可以在一条新闻上停留更多的时间去思索与回味，观众的注意力必须追随着主持人的速度和节奏，才能保证一点不落地看完新闻。于是，“再残忍的谋杀，再具破坏力的地震，再严重的政治错误，只要新闻播音员一句‘好……现在’，一切就可以马上从我们脑海消失”[1]86。“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零散不全的新闻，而且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的新闻，也就是说，新闻变成了纯粹的娱乐。”[1]87新闻节目原本视为生命的“真实性”原则已不重要，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吸引大家的眼球，提高收视率，新闻发生了质的变化，变成了一种离奇的表演、视觉的冲击、超强的感觉刺激，在话语的流动中，人们已经没有时间关心新闻的真实性与严肃性。电视新闻中之所以经常有假新闻出现，就是因为这些假新闻比真新闻更离奇、更离谱、更具有吸引力。

（二）宗教的娱乐化

宗教本是超越世俗具有净化灵魂作用的一种文化形式，今天，与电视这个影响最大的媒体结合之后，已经变成了世俗化与娱乐化的活动。虽然从传播的影响力来讲，宗教通过电视可能具有更大的传播效力，但因为时间、地点、场景、人物的变化，宗教的神秘氛围、让人忏悔的力量以及净化灵魂的作用可能就大打折扣。电视与宗教结合，作者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在电视上，宗教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被明白无误地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在这里，宗教不再是具有历史感的深刻而神圣的人类活动，没有仪式，没有教义，没有传统，没有神学，更重要的是没有精神的超脱。在这些节目中传教士是头号人物，上帝只充当配角”；二是“宗教之所以成为娱乐是由电视本身的倾向决定的，而不是因为这些传教士存在缺陷。……今天的电视传教士和早期的福音传教士或今天只局限于教堂传教的神甫们差别并不大。使这些电视传教士成为宗教体验敌人的不是他们的弱点，而是他们赖以工作的媒介”。[1]100电视就其属性来说，不是神圣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电视是现世的、世俗的，电视上广告和娱乐节目扎堆就说明了电视是面向大众的。电视宗教节目不仅场景与传统的教堂迥然有别，而且在组织方式上也大不相同。电视宗教节目和其他世俗的娱乐节目一样，都是为了吸引观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电视台安排了俊男靓女来出场。他们既出现在节目主持人里，也出现在观众里。电视宗教节目的发展趋势，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成为宗教的内容。”[1]107

（三）政治的娱乐化

政治的娱乐化实际上是把政治作为广告来处理。广告不仅作用于物质产品，也作用于政治。电视广告使政治人物变得广为人知的重要手段就是把政治人物包装成明星。“电视广告是塑造现代政治观点表达方式的重要工具，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竞选逐渐采用了电视广告的形式。”[1]111有的利用漫画使自己的形象在人们眼中更有亲和力，还有的运用类似麦当劳广告的视觉手段在电视上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经验丰富、政治虔诚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参加竞选的人都要聘请形象顾问和形象设计师为自己设计一个能够深入人心的形象。第二，电视让政治人物成为娱乐世界的一分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政界人物开始涌向电视，有的为产品作广告，有的参加电视节目，有的主持电视节目，还有的成为电视版电影中的一个角色。政治人物之所以频频出现在电视上，主要是为了增加人们对他的认知度，形象政治使得政治人物不是把心思用在解决现实问题上，而是把心思用在如何做表面文章给人们以好感。从民众的投票到参选者的演讲，政治人物关心的是如何引起轰动。第三，政治利用电视的娱乐性愚弄公众。既然电视能让大家高兴，那就让人们使劲地高兴吧。因为这种高兴政治人物很愿意，它可以让人们放弃思考，减少敌对的力量。电视的娱乐化不是限制信息传播，而是让人们充分地接受信息。但是，“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思想、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娱乐”[1]121，各种各样的专制者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的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现在，“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取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存在的必要性”。[1]121统治者通过娱乐统治了人们，这就是电视政治娱乐化的结果。

（四）教育的娱乐化

作者认为电视的三条戒律形成了电视的教育哲学。第一，你不能有前提条件。每一个电视节目都应该是完整独立的，观众在看节目的时候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我们不能说学习是循序渐进的，也不能强调知识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基础。电视学习者应该可以自由地选择何时开始学习而不会受到歧视。电视是不分等级的课程，它不会在任何时候因为任何原因拒绝观众。换句话说，电视通过摒弃教育中的顺序性和连贯性而彻底否定了它们和思想之间存在任何关系。第二，你不能令人困惑。在电视教学中，让观众心生困惑就意味着低收视率。遇到难题的学习者必然要转向其他频道。这就要求电视节目不能有任何需要记忆、学习、运用甚至忍受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信息、故事或者观点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因为对电视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第三，你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在电视教学的所有敌人中，包括连续性、让人困惑的难题，没有哪一个比阐述更可怕。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其他任何用于演说的传统方法都会让电视变成广播，或者更糟糕，变成三流的印刷材料，所以，电视教学常常采用讲故事的形式，通过动感的图像伴以音乐来进行。如果没有可视性和戏剧背景，任何电视教学都不可能实现。[1]126电视这种教学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娱乐的方式，如果说这种方式对于儿童和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很有成效，那么对于需要解决复杂问题和从事思辨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来说就远远不够了。对于学校来说，用电视教学，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手段，如果把它当作传授知识的主要渠道和必需手段，那么它只能降低人们的思维水平和知识水平。特别是对于大学来说，如果我们的教学仅仅通过讲故事和视频吸引学生，那么必定限制人们对于抽象世界和复杂世界的探索。

四、成人儿童化与儿童成人化

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的总体框架与思路与《娱乐至死》有不少相通之处，都是基于对电视娱乐文化的批判，不同的是，他在《童年的消逝》中揭示的是由电视所造成的成人与儿童的“异化”与错位，这就是“成人儿童化”和“儿童成人化”。作者要表达的基本观点是：“我们的电视信息环境正在让儿童‘消逝’，也可以表述为我们的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1]253

所谓“成人儿童化”，是指成人在身体和心智方面应该是成熟的，有思想和深度的。也就是说成人不仅是一个年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但是现代社会的成人却不像成人，虽然从年龄上已是成人，但其内在素质并没有达到成人的标准。他们不会思考，心智不成熟，单纯、幼稚、无忧无虑、封闭自守，没有政治意识、责任意识、自我意识、担当意识。他们依然生活在童话的世界里、游戏的世界里、肯德基和麦当劳的世界里。“成人的儿童化”依照作者的解释是：“一个在知识和情感能力上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人，尤其在特征上跟儿童没有显著的区别。”[1]254

所谓“儿童的成人化”，是指儿童本身应该有美好的童年，天真、活泼、幻想、纯真，儿童正是因为这些特性为人们所喜爱。但是，现在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儿童。现在的儿童在电视的影响下过早地进入了成人世界。虽然年龄、身体还没有发育成熟，但心智却已成熟，在兴趣、语言、服装甚至性取向上的表现都与成人没有什么区别。秀兰?邓波儿曾被当作儿童的偶像，但是这种形象现在在电视上已经很难找到了。儿童的成人化，意味着童年的消逝，“当儿童有机会接触到从前密藏的成人化信息的果实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逐出儿童这个乐园”[1]252。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变了，特别是媒介环境变了。在过去的年代，儿童和成人的界限是非常明显的，儿童不可能过早进入成年，成年人也无法倒退到童年，儿童与成年人各自有自己的心灵世界。但是电视出现以后，打破了原有的文化分界。儿童和成人共同面对电视，接受电视的信息和教育，其心灵必然发生变化。所以，作者认为“在电视时代，人生有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期’”[1]254。电视作为媒介，将儿童与成人的世界融合在一起，成人变成了儿童，儿童则变成了成人。我们不能说这种融合完全是坏事，但可以肯定，它不完全是好事。因为电视让成年人没有了成年，让该子没有了童年，各自的“异化”，不仅打乱了人生的时序，更导致了文化的错乱。

造成“成人儿童化”和“儿童成人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电视。电视不是分众的，尽管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儿童频道，但只要一打开电视，所有的信息就会扑面而来，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大家看到的东西都一样。电视也不是小众文化，它是地地道道的大众文化，既然要让大众都能接受，电视所传播的内容就不能太高深，而要通俗易懂，如果还想抓住人，就要学会讲故事，因为只有故事，大人小孩才能都听明白。于是，在电视的改造下，政治变成了故事，新闻是故事，商业和宗教也是故事，就连科学也变成了故事。电视更不是教科书，靠文字的学习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电视是跳动的、形象的、视觉的、转瞬即逝的，所以视觉形象永远是第一位的。作为电视来说，重要的是谁在播音而不是被播的内容。人们与其说是在看电视，还不如说是在看电视上的人。但是这种文化是有问题的，由于没有分众，儿童接受了不该接受的东西；由于是大众文化，电视又忽视了不同人群的文化需要；由于只能讲故事，就自然省略了讲道理；由于注重的是视觉效应，自然就阻断了逻辑思维。总之，由于电视文化是照顾大多数人的文化，是平均、齐一、混杂、平面、转瞬即逝的文化，自然就对个体的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儿童和成年人所体现的文化差异造成一种改写、改造、抹平，使其适应自己的文化范式，其结果不仅是文化的平庸与杂乱，更重要的是造成人的“异化”。人类为自己造出电视而庆幸，而电视反过来又主宰了人；人创造了电视，自以为是电视的主人，反过来电视又在教化人，使人成为电视的奴隶，这就是电视文化的“悖论”。

哲学家雅斯贝尔士说：“应该把技术视为既可以成为大幸，又可以成为不幸的东西……我们的使命在于自觉地把握技术。”[4]对于电视文化的“悖论”，作为传播者、接受者和研究者都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

结语

细读《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这两本书不难发现，波兹曼对于电视娱乐化的问题总是持忧虑态度，他担心的不是奥威尔的问题——文化成为监狱；他担心的是赫胥黎的问题——文化失去控制。针对电视娱乐化的狂潮，波兹曼质问：“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事务，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1]133因此，他认为，应该对电视的娱乐化作出反思，应该对电视的娱乐化有所回应。虽然他在书中提出的一些应对措施（制作一些教人怎么看电视的节目和在学校开设媒介教育课）不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能够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

总体而言，波兹曼的电视娱乐化研究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尽管他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对电视媒介的正面作用肯定得较少，对造成电视娱乐化的深层原因揭示得不够，对应对泛娱乐化的办法思考得还不成熟，但对中国的传媒研究来说则有如下启示之处：第一，媒介研究的人文立场。作者在研究电视的过程中，不是科学功能主义研究，而是媒介文化研究。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作者所坚守的人文立场。在培根、歌德和杰弗逊这些前辈的精神激励下，作者关注的不仅仅是电视媒介本身，还有由电视媒介本身所造成的对于人的影响和社会的影响。第二，媒介研究的忧患情怀。媒介研究不是为媒介的丰功伟绩唱赞歌，而是及时发现媒介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误区。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电视娱乐化本身看到了媒介对人造成的“异化”现象，并对媒介化社会表示深深的忧虑，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第三，媒介研究的批判态度。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没有人云亦云，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比如对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观点就提出了自己的理解。特别是作者对媒介娱乐化造成的人的退化和异化总体是持批评和批判态度的，这一点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流行的美国，非常难得。第四，媒介研究的科学方法。作者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从媒介演变的角度对历史上出现的每一种媒介的特性和历史作用进行了认真考察，另一方面又对同一时空中不同媒介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反应做了认真比较。作者的研究既有现象描述，又有本质揭示，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现象归纳、逻辑思辨的能力充分体现出来。这些优点，值得国内传播学界认真学习和借鉴。（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M].章艳，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26.

[3]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26.

[4]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存在主义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36.

三、乐至房产知识

乐至房产知识

您好，欢迎阅读本篇关于乐至房产知识的博客文章。无论您是首次购房还是买卖房屋的经验丰富者，本文将为您提供有关乐至房地产的重要知识和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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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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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乐至乡镇明细？

乐至县辖17个镇、8个乡:天池镇、石佛镇、回澜镇、石湍镇、童家镇、宝林镇、大佛镇、良安镇、金顺镇、中和场镇、劳动镇、中天镇、佛星镇、蟠龙镇、东山镇、通旅镇、高寺镇、龙溪乡、全胜乡、孔雀乡、龙门乡、双河场乡、放生乡、盛池乡、凉水乡。

五、乐至驾校报价？

B照3800元,C照2200,地址:金穗路(红绿灯旁边),联系电话028-23350341

六、乐至到德阳？

有过路车 在乐至北门车站 早上8:30坐乐至到绵阳的班车 在德阳下 （一般是在德什路口）

七、乐至著名小吃？

我的家乡—乐至，小吃不胜枚举。锅盔啊，小笼包子啊，麻辣水粉啊，等等。其中我最喜欢麻辣水粉。这是一种以粉条为主要原料，加上佐料调制而成的风味小吃，价钱便宜，其味鲜美，深受人们喜爱。 

八、乐至在哪里？

乐至县隶属四川省资阳市，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地处沱江和涪江分水岭上，介于北纬30°0′2″—30°30′4″、东经104°45′2″—105°15′2″之间。东邻遂宁市安居区，南连安岳县、雁江区，西界成都市简阳市，北接成都市金堂县、德阳市中江县、遂宁市大英县；距离省会成都仅77公里。 [1]

乐至县总面积1425平方公里，2019年辖1个乡、18个镇、2个街道， [2] 2015年，户籍人口83.7602万（常住人口51.52万）；2015年，该县地区生产总值（gdp）实现178.1亿元，比2014年增长8.9%。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有蟠龙河、卷洞河、井市河等大小河流20多条。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6.7℃，年均降水量949.4毫米。

乐至县北周置多业县，隋改普慈县。唐武德三年（620年）析置乐至县。因县东有乐至池而得名。 [3] 有“陈毅故居”、“马锣睡佛”和隋建报国寺、清建南塔等名胜古迹。乐至县有318国道、319国道、省道106交汇贯穿境内，成安渝高速公路、遂资眉高速公路连通南北。

九、乐至成都拼车？

是你有车吧? 一般你提供拼车的话,可以到 拼啦拼车网 上发布呀,那都是需要拼车的人..应该更容易有人找到..

十、乐至特产有什么？

乐至特产有很多，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芭蕉香瓜子、大蒜苔和腊肉。芭蕉香瓜子是以乐至县优质的芭蕉为原料制作而成，表面金黄，芭蕉香浓郁，口感香脆，是传统的特产之一。大蒜苔是用乐至县特有的青蒜加上淡水苔经过烹饪而成，色泽清白，清香四溢，口感鲜嫩，是当地人喜爱的特产。腊肉是以乐至县家禽肉类为原料，采用特别的腌制方法而制成，肉质细嫩，口感鲜美，香味独特，是最受欢迎的特产之一。